泰孝公二十四年(公元前338年),四十四歲的秦孝公英年早逝,太子即位,是為秦惠文王。
秦孝公是秦國曆史上一位有作為的君主,他在秦國的崛起中起着不容忽視的作用。
其最受稱道的就是重用商鞅,在各種阻力之下仍支持商鞅變法。
雖然,我們知道商鞅最終被車裂,死在異國他鄉。但是,我們不能否認,商鞅變法造就了秦國的富強,而商鞅的變法沒有秦孝公的支持,也就無從談起。
所以當失去靠山以後,商鞅何去何從成了現下迫在眉睫的問題。
這日,多年沒有出門的公子虔來到大殿,将一紙訴狀送到秦王手中,秦惠文王讀罷,眉頭緊鎖。
原來,這訴狀中所寫乃是告發商鞅與魏國通信,圖謀造反,此事雖然疑點重重,卻也不是毫無根據。
商鞅本就是衛國人,因不受國君重用,有感懷才不遇,又趕上秦君廣發請柬,招賢納士,便入秦為相。
但是,古人的鄉土觀念濃厚,又有那句“非我族類,其心必異”的古訓,商鞅變節也不是沒有可能的。
秦惠文王這樣想着,心中并不願意相信這樣的事實,畢竟話又說回來了,商鞅對秦國的貢獻是不容磨滅的。
排除秦惠文王與商鞅的個人恩怨,秦惠文王對商鞅的才幹仍然是賞識的,對商鞅此人也是願意信任的。
話說秦惠文王與商鞅的恩怨,這要從秦惠文王為太子時說起。
商鞅一入秦國、便得秦孝公重用,實行了一系列的變法措施,廢井田、開阡陌,實行郡縣制,勵生産和戰功,登記戶口制,實行連坐之法。
這些措施,對于舊貴族來說,無疑是當頭一棒,利益大大受損。
對于舊貴族來說,最難以接受的莫過于爵位與俸祿的喪失,因為在變法之前,這些都世世代代享有的政治和經濟特權,貴族子孫即使對國家沒有貢獻與功勞也照樣能夠世襲特權。
這樣世代世襲的官制,使各階層之間鮮有流動,更養育了一批養尊處優、不思進取的階層。
可商鞅當權以後,首先便是拿這些宗室貴族開刀,以軍功為加官晉爵的依據。
宗室貴族同樣無功不受祿,如此一來,宗室權力衰弱,利益大大受損。為了保持利益,他們隻好也上陣殺敵。
随着改革的進行,商鞅與舊貴族形成了一種難以調和的對峙關系。
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評價商鞅:“商君相秦十年,宗室貴族多怨望者。”
變法之初,各種阻力撲面而來,身為太子的秦惠文王在新法面前,也是利益受害者之一。
不滿新法的宗室貴族便聯合起來,唆使太子知法犯法,年輕氣盛的太子心有火氣,又加上宗親在旁煽風點火,便帶頭犯法了。
此時,新法剛出,刑不上大夫的理念已經被廢除,天子犯法尚且與庶民同罪。
太子犯法,當以律例處分。按照秦國新出律法,違法者當受蹤刑。
作為未來的國君,卻要頂着這樣的恥辱整日面見群臣,那顔面何在?
懲罰“儲君”是冒天下之大不韪,但法律既出,自然也不會隻是擺設。
商鞅的鐵腕手段盡人皆知,那麼,太子犯了法應該如何處置呢?他會不會包庇他呢?
隻見那商鞅大手一揮,太子不能懲罰,他的兩個老師,總可以治他們一個管教不嚴之罪。
商鞅命人将太子的兩個師傅公子虔和公孫賈喚來,以他們代替太子治了罪,這二人一個被割掉了鼻子,一個在臉上刺了字,真是冤枉透頂。
“刑其傅公子虔,源其師公孫賈”,商鞅這一招殺雞給猴看的戲碼确實有效,如此一來,那些蠢蠢欲動的王公大臣即使心中窩着一口怨氣,卻也都不敢觸犯新法、胡作非為了。
當時身為太子的秦惠文王雖因“儲君”的身份沒有被施刑,但他仍覺得臉上沒有光彩。
男子漢大丈夫,卻讓老師為自己承擔罪名,讓别人代為受過,這真是往臉上抹黑、丢人現眼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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